杭州人的性格脾气,杭州人的性格

　　杭州人的性格

　　杭州“世风温和”，是文明之邦。杭州人文雅，鄙视粗野，杭州人无法忍受别人指着脊梁骨骂人，他们总是心平气和。如果有问题，尽可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绝不会“小人动手”。因此，在善于经商的浙江人里面，杭州人没法起代表作用，尽管杭州是“浙江首都”，但是，从某种意义讲，杭州人却不像善商的浙江人。

　　杭州人不愿外出，凡在外地谋生的杭州人，被“正宗”的杭州人所蔑视。因为在杭州人眼里，没有比杭州更好的地方了。事实上，杭州人是宁愿当清洁工，也不愿背井离乡的。和上海人的“恋沪癖”相似，杭州人有很深的“恋杭癖”。上海人自视甚高，但是杭州人的自豪感甚至超过上海人，杭州人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哪个地方最好?”因为答案对他们是不言自明的：第一，西湖风景，举世闻名，“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”;第二，杭州曾作为南宋首都，广阔的江南没有一个城市有此殊荣。杭州人脑子里总还隐留着皇城中天子脚下的自负感。

　　长此以往，杭州人由于盘踞于祖先的荣耀和历史遗产上，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封闭并围困，年复一年地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，逐渐趋向保守、封闭、夜郎自大。杭州人和敢于开拓冒险的宁波人、温州人相比，简直不像一个地域上的人。

　　因为太爱面子，不少杭州商人凡有碍面子的事不去做。他们做生意多是些体面的行当，开厂办公司会干，如果去摆个地摊之类，就是打死也不会去。因为面子心太强，所以杭州商人做生意，绝不会赤裸裸地大谈金钱，尽管其心里多么渴望钱财。他们总会给“挣钱”披上一层动人的外衣，好像并不需要钱，仅仅是为了做某件光彩的事。

　　在杭州人眼里，做官很风光，因此杭州生意人也多和做官的联系起来。在做生意时，商人们以结识官员为荣，爱走上层路线，爱打权力牌，在赚了大钱之后往往思考的不是如何在商界发展，而是一门心思往政界挤。

　　历史上胡雪岩的成功就是杭州人官商结合的典范。晚清时期，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，正是深谙商政关系精髓，才成为商界财神。胡雪岩虽祖籍安徽绩溪，但他从小就在杭州当学徒，深受浙江文化和生意场上浙江人意志品质的影响，杭州是其生意的摇篮和发迹地。他才智过人，极其精明能干。在商界活动，能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、脑筋快、手腕活、腿脚勤，常常脸挂微笑，非常招人喜欢。由于胡雪岩早年曾生活在社会底层，熟知各种营私舞弊、拍马钻营的套路，他从商后设法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得到好处，以便牢牢地抓住人心，听其指挥，因此口碑很好，人缘极佳。

　　胡雪岩深知中国封建社会“官”对于商业的重要意义，胸怀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，冒险挪用钱庄500两银子资助一位穷困潦倒的庸吏王有龄升了官，由此与之成为莫逆之交。后来王有龄官运亨通，权势日隆，胡雪岩便利用王的权势，开设私营的“阜康钱庄”，从此以金融业为中心，周旋于官府、帮会和洋商买办之间，极尽投靠、勾结、拉拢、网络和收买之能事，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，并利用这个关系网大肆进行各种合法的、非法的经济活动。短短10年，家财暴增至亿万，富可敌国。发达后，胡雪岩捐官至二品，顶戴花翎，人称“红顶商人”。

　　胡雪岩的经商之道是机智的人际关系之道，他八面玲珑，投其所好，处世之术使其在理性淡薄的旧中国官场上大行其道。而今胡雪岩不在了，但从今天的杭州商人身上仍可看到擅长交际的传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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